姐妹/Mayi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每個性格都很不一樣,我相信我受其中一個姐姐影響較大,她有很多書,她不在時我會隨手翻開來讀,結果我就這樣翻下翻下,入了中文系。她除了書,還喜歡買衫褲鞋襪袋,幸好後者我沾染不到,否則我已破產。

今次出國,她託我在日本買一本叫《こんにちは!マムアンブック》的雜誌,她說:「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請你買給我~」這類有東西送的雜誌在日本很常見,我就答應了她。

豈料原來很多日本文青/少女/中女都十分喜歡這個叫「マムアン」(Mamuan)的泰國娃娃,我由我家一直出發,見到書店便入內找,找了很多家都找不到。兒子的家人知我一直在找,就大發慈悲地說:「好吧,你有一個小時自由購物,不過要孭住弟弟啊。」那珍貴的一個小時我花了其中二十分鐘,跑到一家立川整層大的書店去找,都沒有;問店員,他們查電腦說:「附近都沒有貨呢~」

天啊!我承諾了要買,怎樣覆命?我萬念俱灰之下,發了一個短訊給姐姐說:「我已經踏破鐵鞋,還未找到你要的那本雜誌(其實係個袋)。 不過我會到機場書店再找找……」

兒子的家人見我還未找到,就說:「何不用Amazon?」對啊!日本有萬能的Amazon!不過又有另一個問題:「可是明天出發到鹿兒島了!」兒子的家人就說:「那就寄到去鹿兒島啊,你的host family應該不介意的。」於是我就用了兒子的家人的日本visa card,再加上鹿兒島host family的地址,終於為我姐姐訂了。放下了心頭大石,便立即睡覺,心想回港就有手信給姐姐了。

到了鹿兒島之後,因為我住的地方實在太偏遠,沒有wifi,用不到 whatsapp、facebook,不過都順利收到了Amazon的包裹。然後要離開鹿兒島時,在機場終於連接上wifi,看看有什麼訊息。姐姐傳來一張圖片,說:「我在台灣機場找到了!」時間是那天早上11點多。那時已經是下午3點幾,我非常氣急敗壞地錄了音說:「哎呀我買咗喇,你唔好買呀!」,可是她也在台灣旅行中,未有立即讀我的留言。但我已打定輸數,覺得姐姐應該會買,因為我在東京最後的留言就是說買不到啊……

到港後,姐姐的短訊傳來。她先是大笑:「哈哈哈哈哈~」然後說:「我沒有買。我的確很掙扎,但心裡還是有丁點相信我妹妹會買給我的。所以結果我沒有買。」

幾日前我把手信給她,還叫她挑選一兩對襪。她很高興地挑了兩對。她笑得像少女,我都不好意思說:「其實你挑的兩對,正好是我最愛打算自用的兩對呢~」當然我心底裡也相信,她也很重視我,多忙多累也會趕過來救我,只是她不說。

被移民/Mayi

由鹿兒島回來之後,肉身靈魂還是分離的狀態。醫生說我中暑,但我知道斷不只這些。我哀自身,我哀我城。自身的不說,我只說我城。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愛不愛香港?愛,極之愛。昨日的判決令我很多真實世界的朋友都十分痛心、傷心、憤怒。而此案例一開亦預視到現在覆核中和以後同類案件基本上只要你是泛民/左派/本土/激進的示威者,你都會面臨監禁。(如果你是愛港力黑社會就當然無事啦)

你看見希望嗎?對不起,我看不見。我眼有點腫。我哀我城。說好的回歸、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是世界笑話、天大的謊言。樂觀丁點去想,那都好,起碼讓台灣的朋友看清楚此路不通,其他路也不通,絕對不要相信任何方案。

所以我奉勸身邊有下一代的朋友,請你盡快離開。不是移民,而是逃走、離開。因為你再不離開,你就會被移民了。我意思是,的確你居住的地方還是叫香港,但她的靈魂內涵已經完全改變了。她被碎肉機剁碎、被坦克輾碎,一丁點港英餘孽的馨香都不留,那機器不讓你留下丁點喝過有限度民主、自由、法治、廉潔的奶水味,更遑論你下一代。

所以,快點起行吧,我還希望保留香港人的身份,要保留就得離開。我想有選擇,我不想被移民,我不想被勞改成愛黨多過愛港的國民。我,是香港人。

空港的港人/Mayi

每次搭飛機見到某香港旅行團的logo就不期然地有點懼怕。昨晚終於從鹿兒島回港,言簡意賅地說一下所見所聞就算。

優先上機一直都有,例如孕婦、攜帶嬰幼兒的乘客可以先上機,不過我不太常用,我都喜歡等所有人差不多上得七七八八才行到隊尾。但之前有一次,我帶小朋友到隊尾上機,那些最早上機的人會向我行注目禮好像我遲到一樣。我真的真的沒有遲到,我更加不是那種掛住買東西忘記登機要全機人等的人,我真的只是排在隊尾而已,而在我前面還~有~人~的!

今次不希望被注目,既然弟弟還是手抱嬰兒,可以優先上機就優先上機吧?怎料優先上機隊伍一開,已經有兩個家庭突然跑出來,一個大家庭是有四個父母加四個小學生(兩初小兩高小)小朋友、另一個家庭更加是沒有任何小朋友,我看見這情況就想:「唉,還是等隊尾吧。」就卻步,我真的沒必要賽跑,或許他們有金鵬卡呢?邊個知?

此時有排隊的香港人就氣沖沖的上前跟職員理論,說:「你讓他們優先上機,其實其他家庭都可以優先上機,這還有規矩嗎?」可是那些很hea的日本職員就只是笑笑說不好意思然後沒有處理就繼續檢查插隊的兩個家庭的人的護照。結果?多謝日本職員不嚴格執行,優先上機的隊伍變成普通隊伍,大家都不再優先,除了最先跑出去插隊的兩個家庭。

上機,一切正常。起飛,安全帶燈未熄滅,有一家三口已解開安全帶扣、立即把椅背放到最盡。飛機還在爬升就已經解安全帶是「新常識」?而且未熄燈不是不能放椅背嗎?我明,付了款就要有最大享受,可是安全也很重要啊!我抱住弟弟,心裡慶幸前面的女士沒有這樣……我慶幸了一個鐘吧,她吃了飛機餐之後,就放下椅背了。

大家會不會奇怪日本人不會放椅背?其實會,不過都是長途機,晚上空姐關燈後大家要睡覺才會放下椅背。幸好只是短途機,弟弟也很乖全程睡覺,我還能忍耐的。後來下機,坐在我後面的兩個日本女士說:「原來有嬰兒?完全不察覺呢!」在我前面的女士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以上的一兩幕,時空不是香港但不知何解,很香港。下機後,我抱住弟弟跟那個氣沖沖的香港人說謝謝,他說:「大家香港人,只想大家守規矩,不客氣。」

 

香港人能夠入讀日本人學校嗎?/Mayi

間中有些讀者朋友會私下問我一些關於在港的日本人幼稚園、小學的資料。與其逐個回答,不如寫成一篇能解答大部份問題的文作懶人包?先戴頭盔,以下的回答很大部分是來自個人經驗、朋友經驗,如果希望最準確和update的資料,當然去日本人學校官網看就最安全了。

問曰:父母都是香港人,很嚮往日本的教育,甚至希望將來送孩子到日本升學,那他們的孩子能入日本人學校嗎?

如果是日本人幼稚園,是有可能的。例如帝京香港幼稚園康怡中英文幼稚園(日文部),申請表格和收生資格都沒有說明必須有日本血統/日本國籍才可申請,事實上明文明言的話其實違反了種族歧視條例。可是申請表格需要以日文填寫,學校安排面試的話當然也是以日語進行對答;取錄後,學校的通告、信件全部都是日文的。所以直白點說,香港人當然可以申請,可是有一道無形的門檻就是:父或母必須精通日文。

然後就是日本人小學。香港有兩間日本人小學,一間位於香港島跑馬地,即是香港日本人学校小学部香港校(HKJS);另一間在新界大埔,香港日本人学校小学部大埔校(JIS)。以地域分區,住在九龍區和新界區的學生,入大埔校;住在香港島的學生,入香港校。

日本憲法二十六條保障了國民教育的權利,為了海外僑民子女會在當地設立日本人學校。日本人學校在香港法例底下定義是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可是不論香港校還是大埔校(國際學級除外),他們都是根據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習指導要領(がくしゅうしどうようりょう)施教,校內教師亦是從文部科学省外派來港,學年由四月開始,教科書亦跟日本小學的一樣。

大埔校比較特別是因為還有國際學級,其實就是國際學校一樣以英語為主要教育語言,教授IB課程,九月為新學年,所以國際學級有不同國籍的學生。日本部的英文老師全是NET,英文堂的時候日本人學生會根據不同程度而分流到不同課室進行小班教學。

香港校於2017年年度開始也設立Global Class,小學四年級開始升讀,似介乎日本人課程與國際學級之間,奉行雙語教育(日英)。

正如香港校的概要這樣寫:「日本国政府の海外子女教育施策に基づき、香港在住邦人の総意によって設置された教育施設です。」日本人學校創立原意是服務日本海外僑民,所以他們對日語要求很高。此時又要說一件驚險往事……

當年為兒子申請入日本人學校,相比半年之前申請直資名校,我毫無壓力。我一直以為,日本籍應該就能入讀吧?反而兒子的家人很緊張。兒子的家人說:「不一定收的,我看過網上資料,就算孩子是日籍,如果日語水平不夠還是拒諸門外的;當然那是居港日本人多而日本人學校學位不夠的年代的事。」我那時還覺得他過慮了,兒子會五十音,會寫會讀繪本,應該足夠了吧?

到面試那天。所有小朋友面試後離開課室,叫名字就由父母接回,可是遲遲都未見到我們的兒子。直到最後只剩下我們和另一對父母。面試老師帶了我的兒子和另外一個孩子出來,她和主任交頭接耳。我們接了孩子之後,主任十分有禮地說:「我們有些事情需要確認,希望你們留步,校長將會接見你們。」

我們六人、兩個家庭就在校長室門外的梳化上等。我急死了,如坐針氈。問兒子到底在面試時發生了什麼?是不是打架還是怎樣?兒子說:「我很乖,什麼都沒有做。」我追問:「那你有回答老師的問題嗎?」他搖頭。天啊!但也無補於事,責怪他也只會令他更不安。於是不停叫自己冷靜,跟兒子的家人討論之後見校長要怎樣應對。

等待時另一家庭的太太向我搭訕,她問:「太太,你是香港人?」我說是。她說:「我也是香港人。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見第二輪?」我說:「我也不知道原因,或許兒子剛剛面試不願意答問題所以要向父母確認他的日文程度吧。」她說:「但我兒子會日文啊!他讀日本人幼稚園的!就是因為想送他到日本人學校。」她又問:「請問你先生是日本人嗎?」我說是。她說:「我們夫妻倆都是香港人……」我嘗試安慰她:「你們會說日文應該沒問題吧?待會見校長,他也是日本人啊。」她面色變得更差:「我們兩個大人是不會日文的,只有兒子會說……」

此時教務長叫我們入內見校長。校長室很寬闊,有一個見客的客廳,一套大梳化。我們母子三人坐在一邊,校長和教務長坐在另一邊。教務長就交代,剛剛兒子面試時不回答問題,所以擔心他不會日文,他又說:「我們上課都是全日文,他如果聽不懂,那就吸收不到知識了……」校長也說了一句:「其實他應該有更好的選擇吧?他會中文和英文,他可以到很好的香港小學或國際學級。」

聽到這裡我竟然急出眼淚了。我誠惶誠恐甚至有點語無倫次的向校長求情:「如果兒子要入香港人學校,那在上一年的九月已經入學,現在已是三月……我們真的很希望兒子能在日本人學校讀書。我們是很有誠意的。我會陪他成長,確保他能追上進度的。」

兒子的家人很得體和冷靜地交代兒子成長狀況,其實是我家的「語言政策」出了問題,所以兒子的確不太敢開口說日語,但他是聽得懂、看得懂的。他從公事包拿出兒子平日補習日文的功課,然後鼓勵兒子說:「你讀出來吧。」兒子拿起那張補習的日文工作紙,唸起裡面的短文來,雖然沒有抑揚頓挫可是也沒有猶豫,很流暢地讀了一遍。校長和教務長考慮了一會,他說:「那……如果真的追不上,我們便再見面會談了。」他轉向兒子說:「你要好好努力,知道嗎?」

會面完了,我們說了很多感謝的說話然後離開校長室。教務長叫我們到校務處。我驚魂未定,問外子:「即是怎樣了?即是我們要再考學校?」外子說:「校長的意思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可是我們真的要好好把握,如果兒子的成績或日文追不上,他還是要找別的學校。」他還不忘稱讚自己:「幸好我帶了他平日的日語功課~」我跟兒子說:「你剛剛在校長面前唸書,媽媽也覺得你很勇敢、很厲害。這機會要好好珍惜,開學後要努力學習。知道嗎?」

至於另一個家庭,開學後見不到他們蹤影,或許被校長回絕了,又或許是他們不小心誤會了國際學級和日本部的申請。

日本人學校小學部(香港校和大埔校)畢業後,畢業生會到日本人學校中學部或其他國際學校升學。由於學生人數減少,2018年3月末起中學部的校舍將遷移和小學部香港校合併。香港是沒有日本人高中的,如果要繼續跟隨日本的制度升學,孩子便要回國。

結尾是大家最關心的學費問題。2017年年度學費如下:小學部(月額)HK$HKD3,100;Global Class(月額)HK$5,900;中學部(月額)HK$3,800;施設費(月額)HK$600。國際學級:(年額)學費 HK$104,220 加上 Capital levy HK$15,200,共HK$119,420。

**超級無敵大頭盔:上面資料是我寫這文章時所見最新的資料。所有資訊以官網發表為最新最準,申請前請務必再查看一下。謝謝。

 

日本所關心的香港議題-香港返還20年/Mayi

TBS逢星期六下午5:30開始播放的《報道特集》是一個很好的新聞節目,每星期都有很多頗有深度的特集。繼之前有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特輯,剛過去的七月一日十分應景地以《返還から20年~香港の自由は》為題,播放了一個十七分鐘的小特輯。

時間雖短但由駐港多年的TBS支局長日下部正樹先生負責。特輯的引子是最新的回歸慶典片段還有1997年回歸時的畫面,很快便直入正題:香港這二十年有什麼轉變呢?首先探討的是愛國教育。日下部先生到一個相信連香港人都不太認識的制服團體-香港升旗隊總會(有一幢舊校作會址)作訪問。入會址之前日下部先生說了一句:「1997年之前,英國都沒有要求香港人唱國歌或升國旗的……」該總會由2002年成立,至今已有3000名學生會員,在400間中小學、幼稚園均有升旗隊。然後他訪問其中兩位小六學生,男生說:「升旗時感到很有成就感。」女生說:「感受到香港再一次回到中國的懷抱,感到很驕傲。」該總會還有以「一帶一路」為題開學生講座。

其次探討的是貧富懸殊、住屋問題。記者到天台屋,訪問一位不太願上鏡有鄉音的女士,問她居住環境如何。她說:「很熱。辛苦呀。」然後旁白交代了,回歸二十年以來,有150萬中國人湧入香港,因而令住屋需求增加。之後再訪問一謝姓二十四歲年青人,他和另外兩個朋友合租一個單位。記者看廚房看廁所,說其實是很狹窄的空間。問為何要分租呢?原因是:「一個人承擔不到這個大細單位的租金了,三人合租就平分租金。」年青人說:「香港不是沒有房屋,不是沒有土地,只是政府把土地都賣給大地產商,然後大地產商又興建豪宅,普通人根本負擔不到。」年青人繼續說:「我們父母的年代,努力的話還可擁有自己的居所、生活;但現在我們這一代,不論多努力,想買樓結婚生仔,根本沒可能。」

筆鋒一轉記者到了豪宅區一個五億日圓的單位參觀,他問地產經紀:「都是什麼人買這類的樓多?」經紀說:「中國人,還有世界企業的有錢香港人。」(我疑惑即是新香港人嗎?馬雲之類)之後又訪問另一位地產經紀,他說香港與中國經濟緊密,中國經濟成長令很多人賺大錢;中國企業經香港轉往外地發展,在香港積聚大量資金同時是巨大購買能力,於是香港地產價格上升。

第三是探討新聞自由。記者訪問了記協主席岑倚蘭女士。她認為中國由2003年起,71有五十萬人上街之後改變了對港的政策,除了強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更開始染指、收編香港傳媒。如果有傳媒批評中國政府,他們會失去中國企業甚至香港企業的廣告,藉此經濟打壓那些不聽話的傳媒。除了打壓不聽話的傳媒,還有打壓不聽話的議員。記者訪問了游蕙楨,節目交代了她因宣誓時揚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及”Refxxking”而被DQ,之後還因其他政治檢控而被警察上門拘捕。她相信香港是可以自主的,只是過程將會很漫長。

最後結尾,就是呼應專輯的題目:「香港的自由」,記者訪問了陳方安生。電視播出1997年訪問陳方安生時的節錄,那時她說:「香港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有法律保障是可以保存的。」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她說:「一國兩制已經變了形、變了質。」她認為中國的干預、打壓,令香港人生活重視的價值觀被削弱,例如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她說:「現在的中國和締約時的中國根本不一樣。國際社會就算知道中國沒有守聯合聲明的承諾,但礙於經濟利益都不會批評。」

日本的主播在結尾訪問日下部先生,即是整個專題的記者:「你認為香港會被中國就這樣吞併嗎?」日下部先生說:「香港政府都是跟隨北京政府,可是香港人有足夠民怨上街、表達不滿,還是可以抵抗的。」(約略中譯。因為這段沒有字幕,我只是聽然後直接翻譯。)

有時候我認為日本的新聞,始終旁觀者清,好像更能清晰一點看出香港的問題。而這些,如此在地的事實,剛剛成為太平紳士的袁生會報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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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BS報道特集截圖

給2047的哥哥、妹妹、弟弟的一封信/Mayi

前略

2047的哥哥、妹妹、弟弟,很久不見,你們好嗎?日本梅雨的天氣讓人很不舒服吧?香港這時應該也很悶熱潮濕了。

你們讀這信的時候,哥哥已經三十九歲、妹妹三十五歲、弟弟都三十一歲了。而現在寫這封信的媽媽才三十四歲,都是三十代。我相信成年人的甜酸苦辣你們已經嚐過了,又或者媽媽曾經為你們作過的選擇,你們也明白了。

你們有沒有回香港走走?那不只是我的家鄉,也是哥哥成長的地方,更加是妹妹和弟弟出生的地方。你們有沒有一刻怨恨過爸媽的決定?例如,明明媽媽嫁到日本,可以就這樣生活下去,住了兩年卻又帶著一歲的哥哥回流香港;待你們習慣香港的節奏,廣東話已成母語,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子,甚至爸爸都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證了,卻又把你們從香港扯走,要你們重新適應日本的生活…… 之類,讓你們不解甚至心生埋怨的事。

孩子,我明白那種切斷身土關連的痛,更何況那些原來每天見面卻變成不易相見的是媽媽也是你們最親的親人。可是,孩子,這種痛在香港其實毫不陌生-人來人往,不同時代由中國來,在香港過了一代又一代,然後有的去了英國,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澳紐,有的去了新加坡,有的去了台灣,而你們到了日本。

其實香港是一個好地方,最少你們的血脈裡都曾經這樣相信過。神父問你們外公(他當時的身份是難民),去美國還是香港?他不用考慮就答:香港。爸爸在未認識媽媽的時候已選擇到香港留學,拿了學位、學好普通話才回國。是的,香港是一個好地方,可是同時香港也是一個借來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都是借來的時間,香港人無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大限:先是1997,然後是今日的2047。大限將至,我們都避不過選擇。

我們一家是在金融海嘯之後回流香港的,因為爸爸相信香港背靠中國,大有可為。的確爸爸的眼光很準,那幾年爸爸工作很順利,公司賺大錢,爸爸分了花紅就儲起來。一年又一年,其實我們家生活得不錯,但大環境卻在變遷。原本打算送哥哥讀香港本地小學,可是普教中和艱深的課程還有功課擔子讓我們卻步;樓價、物價越來越貴,發展到比東京更貴,我們是不可能在香港置業了;街道上越來越多人,都是自由行、水貨客,店舖卻越來越不多元,不是金舖就是藥房;反國教再發展成佔中,一天我和爸爸在本來是行車的馬路漫步,那個景象讓我們感受到自由、希望。

爸爸說他很慶幸見證過那個時空的香港,因為之後現實發生的都教人失望:佔中以清場告終,香港政府最後都沒有讓步,中國的干預也越來越強。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大概是2016年年頭),爸爸提出:「我們回日本吧?」,當時媽媽沒有說好;2017年特首選舉,民望高企的曾俊華敗給受祝福的林鄭月娥的時候,媽媽邊看開票結果邊說:「好吧,回日本吧。」爸爸還笑媽媽:「又不是失戀,你哭什麼?」

是的,你爸爸又怎會懂?這種有如李後主亡國的心痛。我們根本不由自主,我們根本沒有主權,我們唯一擁有的主權就是選擇留下或離開(甚至不是每個人都可選擇離開)。當時我想:「和平盛世,沒有人比香港人更明白切斷身土關連的痛了。」包括你們。我的孩子,你們也是香港人,只是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不肯定你們還會不會視香港作為你們的家鄉,我甚至不肯定你們會不會中文了。

哥哥、妹妹、弟弟,其實我不太敢想像你們現在2047見到的香港。2047這個大限在於,所有《聯合聲明》的承諾正式終結的一天。媽媽是一個消極的人,或許你們會說,香港就像其他日本人的說法一樣:「ただ一つ中国の都市だ。」(中譯:只是中國的一個都市。)可能,你們已經能為《聯合聲明》蓋棺定論的說根本沒有「民主回歸」這回事。

可能你們現在看見的香港跟媽媽所說的香港有很大出入:媽媽教你們的廣東話、繁體字早就不通行或被視為「不文明」的語言;媽媽從前能隨意寫文章發表意見,有集會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有出版自由,但現在香港已經不再有示威集會了,新聞都經過審查才出街,上網還要翻牆;媽媽逛過的街早已沒有各式各樣特色小店,香港人的口味和品味早被領匯馴化、磨蝕。小時候你們見過很有英國色彩的殖民地建築,拆的拆、搬的搬、「活化」成商場酒店的有之。連你們小時候最愛坐的叮叮電車、天星小輪,甚至碼頭、鐘樓、麥理浩徑都不見了。還有很多無形的財產:制度、廉潔、法治、公平、自由…… 算了,已經不忍再說,也不用再說。

然而媽媽心裡面還是有奢望-歷史告訴我們香港雖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能左右歷史的地方,是中國的一扇窗。正如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接觸西方革命思想後棄醫從文投身革命事業,他不是成功改變了整個中國嗎?就算沒有孫中山的志向,也可作宮崎滔天、平岡浩太郎一樣的扶持。我相信2047還是有香港人這身份,像猶太人的存在。或許定居香港,或許散落五湖四海。離開不一定是逃兵,離開是為了回來,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地域不會阻礙文化傳承,在異地更兼容並蓄。只要團結,香港人是有力量扭轉局勢的。

而我深信歷史會站在文明、自由、民主的一邊。

 

香港人媽媽

Mayi

草草

 

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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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User:aki ikeda https://flic.kr/p/8PS3FQ

半個蛋糕/Mayi

幾天前我和第一次到日本留學時的香港同學E小姐見面。(注:E小姐在《一點甜》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呢!)數數手指,對上一次哥哥還是嬰孩,差不多八年不見。她剛過生日,而且真的很久很久不見,於是約她吃晚飯。

我們都是談「近況」-這幾年如何、家人如何、工作大概如何、跟誰和誰還有聯絡、誰和誰已經失去聯絡之類。臨走時我還抱歉說:「我記得你喜歡吃蛋糕的,但今天要帶哥哥和弟弟,實在沒有手再買一個蛋糕給你了,對不起。」她笑說:「是嗎?」我還反問:「你不記得那半邊蛋糕了?」她忘了,可是我還很記得。

第一次到日本留學的五月,那時算是和兒子的家人確認了關係,週末都會拍拖去。有一天他說要早點回家,於是坐地鐵到他泊車的地方,然後開私家車送我回學生寮。那時我們手牽手離開地鐵站,就行到階梯時,突然他甩了我的手,他眼睛看著前面不遠的一個大叔。我奇怪,他說:「待會跟你解釋……」

此時我們已行到大叔附近,不知道是誰先發現誰,兩個男人有默契地「おー」的一聲打招呼。我那時還在兒子的家人旁邊,但我不知道大叔是誰所以不說話只是跟著走。他們嘰哩咕嚕地交談,應該是認識的吧?然後大叔突然間向後面的我打招呼說:「你好!我是A先生!初次見面呢~」我心想真巧,兒子的家人也是A先生。我微笑說:「A先生你好。初次見面多多指教。」

然後大叔又轉向兒子的家人,以高速日語連珠爆發地發問,大概是:她多大了?來了多久?讀那個大學?之類。兒子的家人就代我回答,還不忘補充一句:「她日語不好,你問我就好了。」他們並肩一起走,我就安靜的跟在後面。

不是說要到泊車的地方嗎?離開車站已經一段很遠的路,我們似乎已行到民居的地區,街燈很遠才有一盞,四周都是相似的房屋,路很筆直可是每條都差不多。一個人的話肯定走失,我就只好緊隨這兩個男人。這時我看見大叔的另一隻手,拿著一個蛋糕盒子。

終於到了一個平房門口,大叔拿鎖匙開門,他又轉身跟兒子的家人嘰哩咕嚕的說,我只能聽懂是關於蛋糕的。大叔家的狗也跑出來迎接他,很漂亮的一頭金毛尋回犬,牠打量我、我就讓牠嗅嗅我的手、再摸摸牠。

兒子的家人不停擰頭,說不用,這時大叔轉向我說:「你喜歡吃蛋糕嗎?我送給你。」這大叔真親切,可是兒子的家人很不領情,不停說不用。但大叔沒有理會兒子的家人,向我親切的笑叫我稍等一下,然後一個箭步跑入屋了。

我望望兒子的家人,我都不敢說話只敢打眼色說:「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兒子的家人無奈的笑笑說:「他是我爸爸,這是我家Lily,這是我家,車就泊在旁邊。我本來打算叫你在車站等,然後我回家開車來接你,可是就遇見我爸爸了。」

What?!爸爸?!阿兒子的家人你的演技真的一流表現得十分疏離啊跟這個大叔,不,是世伯才是。我應該一早猜中的當他說他是A先生的時候!可是這個世界有多少人姓陳就是有多少人姓A,這麼普遍的姓氏,聯想不到也很正常啊!

我就打兒子的家人肩膊:「怎麼不早點跟我說他是世伯!我剛才有沒有表現得很笨拙了?糟糕了我妝容是不是有點溶了?」這時大叔(世伯才是)出來了,他拿著剛剛那個蛋糕盒子,裡面有半個蛋糕。他說:「好吃的!拿回家吃。K會送你回家,晚安了!」我收起了蛋糕,以我有限卻是所知最有禮的日文道謝和道別。

兒子的家人在車上不停碎碎念:「糟糕了,今次糟糕了……」說實的我有點生氣,糟糕是因為不小心讓你父親看見我嗎?兒子的家人也很坦白:「太早披露了你固然是其中一件糟糕的事,可是你手中的蛋糕是另一件更糟糕的事。」就只是一個蛋糕啊!而且又不是我自己開口說要。我相信我面色已經夠黑。

兒子的家人好像知道不能再隱瞞我什麼就坦白說:「其實今天是哥哥的生日。(什麼你還有一個哥哥?)你想像一下,我媽媽回家發現生日蛋糕還未吹蠟燭就消失了一半,會怎樣想?所以我才一直為你拒絕蛋糕啊!現在糟糕了,我應該怎樣跟我媽解釋?解釋我的女朋友是一個能吃掉半個蛋糕的女生嗎?」

我望住膝蓋上的蛋糕盒和裡面的半個蛋糕,覺得超級不好意思,因為我不認識的哥哥的蛋糕給我吃了一半了。我超級內疚:「那怎麼辦?其實這麼大個蛋糕,我吃不完。」兒子的家人說:「分給E啊!她之前幫我開門,當作謝謝她~」

回到宿舍我第一件事就到E小姐的房門找她,開宗明義的說:「有蛋糕,K給我的,你要不要?」E小姐沒有拒絕,我們在pantry把蛋糕分了一人一半然後放回冰箱。她後來還跟我說:「蛋糕很好吃,謝謝。」

十二年後我重提這舊事,E小姐忘了那蛋糕,不過聽我說了這段故後,她好像又有點印象。她笑說:「那蛋糕根本是預言啊。」我抱住那個長得很像爺爺的弟弟說:「對啊,已經預示我將會是A家族的家人所以預先分了一半來吃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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