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能夠入讀日本人學校嗎?/Mayi

間中有些讀者朋友會私下問我一些關於在港的日本人幼稚園、小學的資料。與其逐個回答,不如寫成一篇能解答大部份問題的文作懶人包?先戴頭盔,以下的回答很大部分是來自個人經驗、朋友經驗,如果希望最準確和update的資料,當然去日本人學校官網看就最安全了。

問曰:父母都是香港人,很嚮往日本的教育,甚至希望將來送孩子到日本升學,那他們的孩子能入日本人學校嗎?

如果是日本人幼稚園,是有可能的。例如帝京香港幼稚園康怡中英文幼稚園(日文部),申請表格和收生資格都沒有說明必須有日本血統/日本國籍才可申請,事實上明文明言的話其實違反了種族歧視條例。可是申請表格需要以日文填寫,學校安排面試的話當然也是以日語進行對答;取錄後,學校的通告、信件全部都是日文的。所以直白點說,香港人當然可以申請,可是有一道無形的門檻就是:父或母必須精通日文。

然後就是日本人小學。香港有兩間日本人小學,一間位於香港島跑馬地,即是香港日本人学校小学部香港校(HKJS);另一間在新界大埔,香港日本人学校小学部大埔校(JIS)。以地域分區,住在九龍區和新界區的學生,入大埔校;住在香港島的學生,入香港校。

日本憲法二十六條保障了國民教育的權利,為了海外僑民子女會在當地設立日本人學校。日本人學校在香港法例底下定義是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可是不論香港校還是大埔校(國際學級除外),他們都是根據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習指導要領(がくしゅうしどうようりょう)施教,校內教師亦是從文部科学省外派來港,學年由四月開始,教科書亦跟日本小學的一樣。

大埔校比較特別是因為還有國際學級,其實就是國際學校一樣以英語為主要教育語言,教授IB課程,九月為新學年,所以國際學級有不同國籍的學生。日本部的英文老師全是NET,英文堂的時候日本人學生會根據不同程度而分流到不同課室進行小班教學。

香港校於2017年年度開始也設立Global Class,小學四年級開始升讀,似介乎日本人課程與國際學級之間,奉行雙語教育(日英)。

正如香港校的概要這樣寫:「日本国政府の海外子女教育施策に基づき、香港在住邦人の総意によって設置された教育施設です。」日本人學校創立原意是服務日本海外僑民,所以他們對日語要求很高。此時又要說一件驚險往事……

當年為兒子申請入日本人學校,相比半年之前申請直資名校,我毫無壓力。我一直以為,日本籍應該就能入讀吧?反而兒子的家人很緊張。兒子的家人說:「不一定收的,我看過網上資料,就算孩子是日籍,如果日語水平不夠還是拒諸門外的;當然那是居港日本人多而日本人學校學位不夠的年代的事。」我那時還覺得他過慮了,兒子會五十音,會寫會讀繪本,應該足夠了吧?

到面試那天。所有小朋友面試後離開課室,叫名字就由父母接回,可是遲遲都未見到我們的兒子。直到最後只剩下我們和另一對父母。面試老師帶了我的兒子和另外一個孩子出來,她和主任交頭接耳。我們接了孩子之後,主任十分有禮地說:「我們有些事情需要確認,希望你們留步,校長將會接見你們。」

我們六人、兩個家庭就在校長室門外的梳化上等。我急死了,如坐針氈。問兒子到底在面試時發生了什麼?是不是打架還是怎樣?兒子說:「我很乖,什麼都沒有做。」我追問:「那你有回答老師的問題嗎?」他搖頭。天啊!但也無補於事,責怪他也只會令他更不安。於是不停叫自己冷靜,跟兒子的家人討論之後見校長要怎樣應對。

等待時另一家庭的太太向我搭訕,她問:「太太,你是香港人?」我說是。她說:「我也是香港人。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見第二輪?」我說:「我也不知道原因,或許兒子剛剛面試不願意答問題所以要向父母確認他的日文程度吧。」她說:「但我兒子會日文啊!他讀日本人幼稚園的!就是因為想送他到日本人學校。」她又問:「請問你先生是日本人嗎?」我說是。她說:「我們夫妻倆都是香港人……」我嘗試安慰她:「你們會說日文應該沒問題吧?待會見校長,他也是日本人啊。」她面色變得更差:「我們兩個大人是不會日文的,只有兒子會說……」

此時教務長叫我們入內見校長。校長室很寬闊,有一個見客的客廳,一套大梳化。我們母子三人坐在一邊,校長和教務長坐在另一邊。教務長就交代,剛剛兒子面試時不回答問題,所以擔心他不會日文,他又說:「我們上課都是全日文,他如果聽不懂,那就吸收不到知識了……」校長也說了一句:「其實他應該有更好的選擇吧?他會中文和英文,他可以到很好的香港小學或國際學級。」

聽到這裡我竟然急出眼淚了。我誠惶誠恐甚至有點語無倫次的向校長求情:「如果兒子要入香港人學校,那在上一年的九月已經入學,現在已是三月……我們真的很希望兒子能在日本人學校讀書。我們是很有誠意的。我會陪他成長,確保他能追上進度的。」

兒子的家人很得體和冷靜地交代兒子成長狀況,其實是我家的「語言政策」出了問題,所以兒子的確不太敢開口說日語,但他是聽得懂、看得懂的。他從公事包拿出兒子平日補習日文的功課,然後鼓勵兒子說:「你讀出來吧。」兒子拿起那張補習的日文工作紙,唸起裡面的短文來,雖然沒有抑揚頓挫可是也沒有猶豫,很流暢地讀了一遍。校長和教務長考慮了一會,他說:「那……如果真的追不上,我們便再見面會談了。」他轉向兒子說:「你要好好努力,知道嗎?」

會面完了,我們說了很多感謝的說話然後離開校長室。教務長叫我們到校務處。我驚魂未定,問外子:「即是怎樣了?即是我們要再考學校?」外子說:「校長的意思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可是我們真的要好好把握,如果兒子的成績或日文追不上,他還是要找別的學校。」他還不忘稱讚自己:「幸好我帶了他平日的日語功課~」我跟兒子說:「你剛剛在校長面前唸書,媽媽也覺得你很勇敢、很厲害。這機會要好好珍惜,開學後要努力學習。知道嗎?」

至於另一個家庭,開學後見不到他們蹤影,或許被校長回絕了,又或許是他們不小心誤會了國際學級和日本部的申請。

日本人學校小學部(香港校和大埔校)畢業後,畢業生會到日本人學校中學部或其他國際學校升學。由於學生人數減少,2018年3月末起中學部的校舍將遷移和小學部香港校合併。香港是沒有日本人高中的,如果要繼續跟隨日本的制度升學,孩子便要回國。

結尾是大家最關心的學費問題。2017年年度學費如下:小學部(月額)HK$HKD3,100;Global Class(月額)HK$5,900;中學部(月額)HK$3,800;施設費(月額)HK$600。國際學級:(年額)學費 HK$104,220 加上 Capital levy HK$15,200,共HK$119,420。

**超級無敵大頭盔:上面資料是我寫這文章時所見最新的資料。所有資訊以官網發表為最新最準,申請前請務必再查看一下。謝謝。

 

日本所關心的香港議題-香港返還20年/Mayi

TBS逢星期六下午5:30開始播放的《報道特集》是一個很好的新聞節目,每星期都有很多頗有深度的特集。繼之前有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特輯,剛過去的七月一日十分應景地以《返還から20年~香港の自由は》為題,播放了一個十七分鐘的小特輯。

時間雖短但由駐港多年的TBS支局長日下部正樹先生負責。特輯的引子是最新的回歸慶典片段還有1997年回歸時的畫面,很快便直入正題:香港這二十年有什麼轉變呢?首先探討的是愛國教育。日下部先生到一個相信連香港人都不太認識的制服團體-香港升旗隊總會(有一幢舊校作會址)作訪問。入會址之前日下部先生說了一句:「1997年之前,英國都沒有要求香港人唱國歌或升國旗的……」該總會由2002年成立,至今已有3000名學生會員,在400間中小學、幼稚園均有升旗隊。然後他訪問其中兩位小六學生,男生說:「升旗時感到很有成就感。」女生說:「感受到香港再一次回到中國的懷抱,感到很驕傲。」該總會還有以「一帶一路」為題開學生講座。

其次探討的是貧富懸殊、住屋問題。記者到天台屋,訪問一位不太願上鏡有鄉音的女士,問她居住環境如何。她說:「很熱。辛苦呀。」然後旁白交代了,回歸二十年以來,有150萬中國人湧入香港,因而令住屋需求增加。之後再訪問一謝姓二十四歲年青人,他和另外兩個朋友合租一個單位。記者看廚房看廁所,說其實是很狹窄的空間。問為何要分租呢?原因是:「一個人承擔不到這個大細單位的租金了,三人合租就平分租金。」年青人說:「香港不是沒有房屋,不是沒有土地,只是政府把土地都賣給大地產商,然後大地產商又興建豪宅,普通人根本負擔不到。」年青人繼續說:「我們父母的年代,努力的話還可擁有自己的居所、生活;但現在我們這一代,不論多努力,想買樓結婚生仔,根本沒可能。」

筆鋒一轉記者到了豪宅區一個五億日圓的單位參觀,他問地產經紀:「都是什麼人買這類的樓多?」經紀說:「中國人,還有世界企業的有錢香港人。」(我疑惑即是新香港人嗎?馬雲之類)之後又訪問另一位地產經紀,他說香港與中國經濟緊密,中國經濟成長令很多人賺大錢;中國企業經香港轉往外地發展,在香港積聚大量資金同時是巨大購買能力,於是香港地產價格上升。

第三是探討新聞自由。記者訪問了記協主席岑倚蘭女士。她認為中國由2003年起,71有五十萬人上街之後改變了對港的政策,除了強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更開始染指、收編香港傳媒。如果有傳媒批評中國政府,他們會失去中國企業甚至香港企業的廣告,藉此經濟打壓那些不聽話的傳媒。除了打壓不聽話的傳媒,還有打壓不聽話的議員。記者訪問了游蕙楨,節目交代了她因宣誓時揚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及”Refxxking”而被DQ,之後還因其他政治檢控而被警察上門拘捕。她相信香港是可以自主的,只是過程將會很漫長。

最後結尾,就是呼應專輯的題目:「香港的自由」,記者訪問了陳方安生。電視播出1997年訪問陳方安生時的節錄,那時她說:「香港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有法律保障是可以保存的。」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她說:「一國兩制已經變了形、變了質。」她認為中國的干預、打壓,令香港人生活重視的價值觀被削弱,例如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她說:「現在的中國和締約時的中國根本不一樣。國際社會就算知道中國沒有守聯合聲明的承諾,但礙於經濟利益都不會批評。」

日本的主播在結尾訪問日下部先生,即是整個專題的記者:「你認為香港會被中國就這樣吞併嗎?」日下部先生說:「香港政府都是跟隨北京政府,可是香港人有足夠民怨上街、表達不滿,還是可以抵抗的。」(約略中譯。因為這段沒有字幕,我只是聽然後直接翻譯。)

有時候我認為日本的新聞,始終旁觀者清,好像更能清晰一點看出香港的問題。而這些,如此在地的事實,剛剛成為太平紳士的袁生會報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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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BS報道特集截圖

給2047的哥哥、妹妹、弟弟的一封信/Mayi

前略

2047的哥哥、妹妹、弟弟,很久不見,你們好嗎?日本梅雨的天氣讓人很不舒服吧?香港這時應該也很悶熱潮濕了。

你們讀這信的時候,哥哥已經三十九歲、妹妹三十五歲、弟弟都三十一歲了。而現在寫這封信的媽媽才三十四歲,都是三十代。我相信成年人的甜酸苦辣你們已經嚐過了,又或者媽媽曾經為你們作過的選擇,你們也明白了。

你們有沒有回香港走走?那不只是我的家鄉,也是哥哥成長的地方,更加是妹妹和弟弟出生的地方。你們有沒有一刻怨恨過爸媽的決定?例如,明明媽媽嫁到日本,可以就這樣生活下去,住了兩年卻又帶著一歲的哥哥回流香港;待你們習慣香港的節奏,廣東話已成母語,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子,甚至爸爸都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證了,卻又把你們從香港扯走,要你們重新適應日本的生活…… 之類,讓你們不解甚至心生埋怨的事。

孩子,我明白那種切斷身土關連的痛,更何況那些原來每天見面卻變成不易相見的是媽媽也是你們最親的親人。可是,孩子,這種痛在香港其實毫不陌生-人來人往,不同時代由中國來,在香港過了一代又一代,然後有的去了英國,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澳紐,有的去了新加坡,有的去了台灣,而你們到了日本。

其實香港是一個好地方,最少你們的血脈裡都曾經這樣相信過。神父問你們外公(他當時的身份是難民),去美國還是香港?他不用考慮就答:香港。爸爸在未認識媽媽的時候已選擇到香港留學,拿了學位、學好普通話才回國。是的,香港是一個好地方,可是同時香港也是一個借來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都是借來的時間,香港人無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大限:先是1997,然後是今日的2047。大限將至,我們都避不過選擇。

我們一家是在金融海嘯之後回流香港的,因為爸爸相信香港背靠中國,大有可為。的確爸爸的眼光很準,那幾年爸爸工作很順利,公司賺大錢,爸爸分了花紅就儲起來。一年又一年,其實我們家生活得不錯,但大環境卻在變遷。原本打算送哥哥讀香港本地小學,可是普教中和艱深的課程還有功課擔子讓我們卻步;樓價、物價越來越貴,發展到比東京更貴,我們是不可能在香港置業了;街道上越來越多人,都是自由行、水貨客,店舖卻越來越不多元,不是金舖就是藥房;反國教再發展成佔中,一天我和爸爸在本來是行車的馬路漫步,那個景象讓我們感受到自由、希望。

爸爸說他很慶幸見證過那個時空的香港,因為之後現實發生的都教人失望:佔中以清場告終,香港政府最後都沒有讓步,中國的干預也越來越強。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大概是2016年年頭),爸爸提出:「我們回日本吧?」,當時媽媽沒有說好;2017年特首選舉,民望高企的曾俊華敗給受祝福的林鄭月娥的時候,媽媽邊看開票結果邊說:「好吧,回日本吧。」爸爸還笑媽媽:「又不是失戀,你哭什麼?」

是的,你爸爸又怎會懂?這種有如李後主亡國的心痛。我們根本不由自主,我們根本沒有主權,我們唯一擁有的主權就是選擇留下或離開(甚至不是每個人都可選擇離開)。當時我想:「和平盛世,沒有人比香港人更明白切斷身土關連的痛了。」包括你們。我的孩子,你們也是香港人,只是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不肯定你們還會不會視香港作為你們的家鄉,我甚至不肯定你們會不會中文了。

哥哥、妹妹、弟弟,其實我不太敢想像你們現在2047見到的香港。2047這個大限在於,所有《聯合聲明》的承諾正式終結的一天。媽媽是一個消極的人,或許你們會說,香港就像其他日本人的說法一樣:「ただ一つ中国の都市だ。」(中譯:只是中國的一個都市。)可能,你們已經能為《聯合聲明》蓋棺定論的說根本沒有「民主回歸」這回事。

可能你們現在看見的香港跟媽媽所說的香港有很大出入:媽媽教你們的廣東話、繁體字早就不通行或被視為「不文明」的語言;媽媽從前能隨意寫文章發表意見,有集會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有出版自由,但現在香港已經不再有示威集會了,新聞都經過審查才出街,上網還要翻牆;媽媽逛過的街早已沒有各式各樣特色小店,香港人的口味和品味早被領匯馴化、磨蝕。小時候你們見過很有英國色彩的殖民地建築,拆的拆、搬的搬、「活化」成商場酒店的有之。連你們小時候最愛坐的叮叮電車、天星小輪,甚至碼頭、鐘樓、麥理浩徑都不見了。還有很多無形的財產:制度、廉潔、法治、公平、自由…… 算了,已經不忍再說,也不用再說。

然而媽媽心裡面還是有奢望-歷史告訴我們香港雖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能左右歷史的地方,是中國的一扇窗。正如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接觸西方革命思想後棄醫從文投身革命事業,他不是成功改變了整個中國嗎?就算沒有孫中山的志向,也可作宮崎滔天、平岡浩太郎一樣的扶持。我相信2047還是有香港人這身份,像猶太人的存在。或許定居香港,或許散落五湖四海。離開不一定是逃兵,離開是為了回來,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地域不會阻礙文化傳承,在異地更兼容並蓄。只要團結,香港人是有力量扭轉局勢的。

而我深信歷史會站在文明、自由、民主的一邊。

 

香港人媽媽

Mayi

草草

 

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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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User:aki ikeda https://flic.kr/p/8PS3FQ

半個蛋糕/Mayi

幾天前我和第一次到日本留學時的香港同學E小姐見面。(注:E小姐在《一點甜》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呢!)數數手指,對上一次哥哥還是嬰孩,差不多八年不見。她剛過生日,而且真的很久很久不見,於是約她吃晚飯。

我們都是談「近況」-這幾年如何、家人如何、工作大概如何、跟誰和誰還有聯絡、誰和誰已經失去聯絡之類。臨走時我還抱歉說:「我記得你喜歡吃蛋糕的,但今天要帶哥哥和弟弟,實在沒有手再買一個蛋糕給你了,對不起。」她笑說:「是嗎?」我還反問:「你不記得那半邊蛋糕了?」她忘了,可是我還很記得。

第一次到日本留學的五月,那時算是和兒子的家人確認了關係,週末都會拍拖去。有一天他說要早點回家,於是坐地鐵到他泊車的地方,然後開私家車送我回學生寮。那時我們手牽手離開地鐵站,就行到階梯時,突然他甩了我的手,他眼睛看著前面不遠的一個大叔。我奇怪,他說:「待會跟你解釋……」

此時我們已行到大叔附近,不知道是誰先發現誰,兩個男人有默契地「おー」的一聲打招呼。我那時還在兒子的家人旁邊,但我不知道大叔是誰所以不說話只是跟著走。他們嘰哩咕嚕地交談,應該是認識的吧?然後大叔突然間向後面的我打招呼說:「你好!我是A先生!初次見面呢~」我心想真巧,兒子的家人也是A先生。我微笑說:「A先生你好。初次見面多多指教。」

然後大叔又轉向兒子的家人,以高速日語連珠爆發地發問,大概是:她多大了?來了多久?讀那個大學?之類。兒子的家人就代我回答,還不忘補充一句:「她日語不好,你問我就好了。」他們並肩一起走,我就安靜的跟在後面。

不是說要到泊車的地方嗎?離開車站已經一段很遠的路,我們似乎已行到民居的地區,街燈很遠才有一盞,四周都是相似的房屋,路很筆直可是每條都差不多。一個人的話肯定走失,我就只好緊隨這兩個男人。這時我看見大叔的另一隻手,拿著一個蛋糕盒子。

終於到了一個平房門口,大叔拿鎖匙開門,他又轉身跟兒子的家人嘰哩咕嚕的說,我只能聽懂是關於蛋糕的。大叔家的狗也跑出來迎接他,很漂亮的一頭金毛尋回犬,牠打量我、我就讓牠嗅嗅我的手、再摸摸牠。

兒子的家人不停擰頭,說不用,這時大叔轉向我說:「你喜歡吃蛋糕嗎?我送給你。」這大叔真親切,可是兒子的家人很不領情,不停說不用。但大叔沒有理會兒子的家人,向我親切的笑叫我稍等一下,然後一個箭步跑入屋了。

我望望兒子的家人,我都不敢說話只敢打眼色說:「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兒子的家人無奈的笑笑說:「他是我爸爸,這是我家Lily,這是我家,車就泊在旁邊。我本來打算叫你在車站等,然後我回家開車來接你,可是就遇見我爸爸了。」

What?!爸爸?!阿兒子的家人你的演技真的一流表現得十分疏離啊跟這個大叔,不,是世伯才是。我應該一早猜中的當他說他是A先生的時候!可是這個世界有多少人姓陳就是有多少人姓A,這麼普遍的姓氏,聯想不到也很正常啊!

我就打兒子的家人肩膊:「怎麼不早點跟我說他是世伯!我剛才有沒有表現得很笨拙了?糟糕了我妝容是不是有點溶了?」這時大叔(世伯才是)出來了,他拿著剛剛那個蛋糕盒子,裡面有半個蛋糕。他說:「好吃的!拿回家吃。K會送你回家,晚安了!」我收起了蛋糕,以我有限卻是所知最有禮的日文道謝和道別。

兒子的家人在車上不停碎碎念:「糟糕了,今次糟糕了……」說實的我有點生氣,糟糕是因為不小心讓你父親看見我嗎?兒子的家人也很坦白:「太早披露了你固然是其中一件糟糕的事,可是你手中的蛋糕是另一件更糟糕的事。」就只是一個蛋糕啊!而且又不是我自己開口說要。我相信我面色已經夠黑。

兒子的家人好像知道不能再隱瞞我什麼就坦白說:「其實今天是哥哥的生日。(什麼你還有一個哥哥?)你想像一下,我媽媽回家發現生日蛋糕還未吹蠟燭就消失了一半,會怎樣想?所以我才一直為你拒絕蛋糕啊!現在糟糕了,我應該怎樣跟我媽解釋?解釋我的女朋友是一個能吃掉半個蛋糕的女生嗎?」

我望住膝蓋上的蛋糕盒和裡面的半個蛋糕,覺得超級不好意思,因為我不認識的哥哥的蛋糕給我吃了一半了。我超級內疚:「那怎麼辦?其實這麼大個蛋糕,我吃不完。」兒子的家人說:「分給E啊!她之前幫我開門,當作謝謝她~」

回到宿舍我第一件事就到E小姐的房門找她,開宗明義的說:「有蛋糕,K給我的,你要不要?」E小姐沒有拒絕,我們在pantry把蛋糕分了一人一半然後放回冰箱。她後來還跟我說:「蛋糕很好吃,謝謝。」

十二年後我重提這舊事,E小姐忘了那蛋糕,不過聽我說了這段故後,她好像又有點印象。她笑說:「那蛋糕根本是預言啊。」我抱住那個長得很像爺爺的弟弟說:「對啊,已經預示我將會是A家族的家人所以預先分了一半來吃吧。哈哈。」

 

原載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

自由的陰霾-共謀罪/Mayi

最近打開報紙或看電視,都是關於「共謀罪」(きょうぼうざい)的報道和最新發展。香港傳媒鮮有報道,這法案與中國的《國安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香港的廿三條立法應有所啟示,於是我嘗試翻譯、簡單介紹一下這在日本鬧哄哄的法案。

五月二十三日,日本眾議院在自民黨、公明黨、維新黨等大多數支持下,通過了「共謀罪」法案。「共謀罪」其實是取其大意的簡稱,它的正式名目為「犯罪の国際化及び組織化並びに情報処理の高度化に対処するための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觀其漢字名目大家應該大概猜到「共謀罪」的大意是:針對國際間有組織犯罪(如跨國恐怖襲擊)而加強情報處理,因而需要修改刑法一部分的法案。不論中文還是日文讀起上來都佶屈聱牙,正因為這點佶屈聱牙,普通群眾就會相信政府的說法:這只是針對恐怖襲擊的一個修訂法案。

的確,安倍政府一直強調日本有需要通過「共謀罪」,趕及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舉行之前完備反恐的法案,同時可履行國際組織犯罪防止條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UNTOC)對締約國的要求。日本法相金田勝年在五月十九日眾議院法務委員會通過此法案後會見記者時說:「反恐對策切切是為國民的安全、安心、光明的社會而有的重要法案。」(原文:「テロ対策はもちろん、国民の安全、安心、明るい社会のためにぜひとも重要な法案だ。」約略中譯。)

安倍政府一直美言和強調「共謀罪」只針對跨國有組織罪行,一般民眾不會牽涉其中。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不如由條文回答。現在日本眾議院通過的「共謀罪」其實把舊有「組織的犯罪集団」概念明文化,加入227種目標罪行,符合以下條件,這些罪行只要在籌備階段便能入罪:1)屬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的活動;2)有二人以上策劃該罪行;3)其中有人進行籌備資金或物品、堪察場地等「準備行為」。所以又稱為「テロ等準備罪」(約略中譯:恐襲等準備罪)

227種被視為「恐襲準備」的罪行有什麼呢?包括:文化財產保護法保存瀕危野生動物法賽快艇法種苗法著作產權法等。日本眾議院決算行政監視委員會議員民進黨山尾志櫻里就此評曰:「跟反恐對策沾不上邊的法例都廣泛包括了。」原文:「テロ対策と言えないものが広く含まれている」筆者約略中譯。)

現行日本法律以歐陸法系為體,謙抑性原則下刑法只會針對已發生的罪行判刑,而判刑的輕重又以「既遂」、「未遂」作分界。就以《朝日新聞》的例子來說明。有人持刀行兇,結果有兩個:既遂-受害人死了;未遂-受害人受傷未死。疑犯被捕後會以結果作為量刑分界。

然而現在的「共謀罪」就是打破這種謙抑性原則,它把227項目標罪行的犯罪時點推前到罪行尚未發生、正在籌備之時。再以持刀行兇來說明,行兇需要買刀、買刀需要錢,預備那個買刀用的錢就已經觸犯了「共謀罪」的「準備行為」可以拘捕了。

所以「共謀罪」其實是一張雙刃刀:它能夠把跨國罪行、恐怖襲擊撲滅於萌芽之時,保障日本國家安全;同時間它也是一個衝擊法治、干預和侵犯人身自由的法案。議會內有民進黨、共產黨、社民黨、自由黨群起反對之外,日本地方議會也相繼反對。還有不同界別團體例如日弁連(日本弁護士連合会)、Greenpeace Japan、日蓮宗和天理教都發出反對聲明。還有很多從事新聞、演藝、藝術創作的有名人(例如資深傳媒人田原總一朗金平茂紀大谷昭宏岸井成格;導演周防正行、藝人松尾貴史、諧星田村淳、腦科學家茂木健一郎、漫畫家小林善範、歌手佐野元春等),都表明反對「共謀罪」。

「共謀罪」又名「平成的治安維持法」。1925年的治安維持法(ちあんいじほう)立法原意是針對社會主義高漲下的過激社會運動(かげきしゃかいうんどう),取締和禁止所有以改變國體(即天皇制)及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的運動和組織。到1928年修改條款和懲罰,改變國體者可被判死刑,又加入「目的遂行罪」,以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為結社目的的組織者、結社者、加入組織者,亦可最高判囚十年。治安維持法的條例越趨嚴謹,由當初7條條例增至65條,原意只針對社會主義,發展下去卻被用作壓制一切反政府、反國家政策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成為驅除異見的「法律根據」。因此條例而被拘捕的人達數十萬。這種壓抑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民眾自我審查和噤聲的狀態,一直維持至二戰結束後1945年廢法為止。

似乎反對「共謀法」的人都預視到實施「共謀法」將會是治安維持法的翻版,結果都是會一步一步壓抑、箝制國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其中佐野元春在他facebook的言論被廣泛報道,他說:「審查是地雷!這跟限制表達無異。政府說(共謀罪)跟普通人無關係。可是誰手握判斷的權力?警察啊。被說『不可以』就要out了。」小林善範也在他的blog內明言:「我們會成為一個監視社會……自由萎縮、公共收窄的世界裡,人的活力將被奪去、創造力也逐漸減退。」

五月十八日,聯合國私隱權特別報告員Joseph Cannataci 特別就「共謀罪」法案去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對該法案感憂慮。他明白日本政府以取締恐怖襲擊為目的立法,但他疑惑是否妥當、有沒有必要性。(”Yet, questions were raised on the pertinence and necessity of this additional legistation”)

Joseph Cannataci又批評該法案對「有組織犯罪集團」定義廣泛,並不僅限於恐怖分子組織,NGO也可能動輒得咎;法案沒有明確界定什麼特定行為是「預備」和「準備行為」,而執法機構要預知人/團體的行動,監控無可避免使私隱保障成疑。他認為該法案的適用範圍過於廣泛,對人的私隱權和言論自由可能造成過度限制(“Its broad scope may, if adopted into law, lead to undue restrictions to the rights to privacy an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同時他也擔心該法案有恣意被使用的危險(”risks of arbitrary application”)。

五月二十二日,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於記者會上回應Joseph Cannataci的書簡說:「政府、外務省沒有直接說明的機會就單方面發公開信,書信的內容是非常不當,(日本政府)表示強烈抗議。」、「特別報告員的立場是一個獨立、個人的資格就人權狀況寫調查報告,並不代表聯合國立場。」這個官方記者會只是自說自話,沒有解答聯合國私隱權特別報告員Joseph Cannataci 在書簡中提出的任何疑慮、問題。

「共謀罪」法案已於眾議院通過,五月二十九日已交到參議院審議自民黨為首的執政聯盟希望在六月十八日或之前能通過法案。日本國會會期已進入倒數階段,以民進黨為首的在野黨陣營會以廢案為目標。在野黨將以調查加計學園(加計学園グループ/かけがくえんグループ)和安倍晉三關係為由傳召前文部科學省事務次官前川喜平來「拉布」。萬一「拉布」不成,自民黨為首的執政聯盟於參議院佔多數,預料「共謀罪」將獲通過並於年內正式立法。

日本國憲法第十九條-「思想及良心自由,不受侵犯。」它是宗教自由(第二十條)、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第二十一條)和學術自由(第二十三條)的總綱,也是民主國家能夠行使民主所要保障人民最基本能擁有的自由。然而安倍政權下,繼「新安保條例」挑戰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不保存海陸空軍戰力、永久放棄戰爭權利),現在又有說得不明不白充滿釋法空間的「共謀罪」來衝擊日本國憲法第十九條。

日本如果解除了武裝、軍事的箝制,再置國家安全於個人自由之上,發展下去會有異於日本在1925年治安維持法立法後行的舊路嗎?這不正是為了防備恐怖分子而把自己都變成恐怖組織嗎?軍國主義與恐怖主義,本質上,無異。

參考資料:

《朝日新聞》的「共謀罪」專題:http://www.asahi.com/topics/word/%E5%85%B1%E8%AC%80%E7%BD%AA.html?iref=pc_extlink

聯合國私隱權特別報告員Joseph Cannataci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書簡: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Privacy/OL_JPN.pdf

 

圖片來源:Huff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jp/nobuto-hosaka/conspiracy_b_14298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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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觀後感-有溫度的鐵板/Mayi

五月二十四日,我獨個到西灣河電影資料館觀看《消失的檔案》,一套我由參與眾籌開始便期待已久的紀錄片。我是八十後,六七暴動就像你現在找一個千禧後土生土長香港人討論六四一樣,不痛不癢,認識僅限於教科書上的片言隻字,還有官方記錄的21秒片段一樣。

然而這幾年香港的急速劇變,特別是某幾個範疇受到很赤裸的干預、制肘,是香港人不習慣、覺得很難睇、很荒謬的衝擊,卻日復日地上演。第一次見到還會看不過眼,大聲呼喊「XX已死」;可是變本加厲的戲碼再上演又上演的時候,人便麻木、噤聲、後退,讓出那些本來理直氣壯可享用的空間、權力和自由。

於我,有一種危機感油然而生:要改寫歷史,把白說成黑、黑說成白,原來太輕易。現在再不認識香港本土歷史的話,我怕我以後都沒有機會認識真實的歷史。所以有幾段香港本土歷史,我在意、想認識更多,其一就是香港保衛戰;其二就是六七暴動。

開場,屏息靜氣、摘錄筆記地過了兩個小時。那兩個小時是很濃縮地以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吳荻舟先生的筆記作經緯線,把六七暴動的脈絡、那八個月發生過的有標誌性的事件、轉折都一一交代。紀錄片還訪問了包括左中右陣營,或見證或參與六七暴動的人及其後代。我相信導演是希望受訪者口中立體地把六七暴動呈現出來。

離自己很遠的事實、史實如果是直白客觀地交代出來,理應不會牽動很多情緒。事實上卻相反。那些收到政治指示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抹黑、煽動群眾搞事的報章和組織;那些曾經是站在「反英抗暴」一方然後覺今是而昨非的老人;那些在左校接受教育而參與六七暴動、甚至被判囚的少年人;那些忽而有感時與我,要把歷史定論「撥亂反正」而突然活躍,為暴動塗脂抹粉、「討個說法」的文化人和政治人物;還有如今憶述林彬仍會眼泛淚光、不想再經過文福道文運道一帶的女士(她當時只是一個小女孩)…… 都牽動到我,一個八十後港人,很多情緒起復。

回程路上我一直思考:既然是客觀地交代事實,為何會如此牽動情緒?我假設客觀現實是中性的,為何有些人還會如此害怕這段歷史,一點一點令檔案湮沒消失、一點一點去篡改(例如13歲理髮學徒陳廣生是在12/5/1967黃大仙徒置區二樓頭中石頭死,四十多年後工聯會將陳廣生死的位置,原因和日期都改了),近幾年更急於翻案、重新定調呢?

我問一位主修歷史的朋友,我告訴他我看過《消失的檔案》後心中的糾結:「既然是客觀事實,事實理應為中性,為什麼我會有情緒?為什麼我,一個對六七年毫無認知的人,還是有一個跟港英政府一樣的判斷:六七暴動是一場歷時八個月、牽涉了八千零四十七個真假炸彈、令多人受傷甚至死亡的暴動,不是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英國政府『反英抗暴』的正義之師?是紀錄片不客觀嗎?我相信不是。那我是不是被一直以來的歷史論述左右了判斷?」

朋友說:「正如司馬遷,他寫《史記》也是不虚美、不隱惡,很直白地交代歷史事實,可是在正文之後他都會有『太史公曰』一小段來交代自己的想法、判斷。所以你知道了六七這件事之後,有判斷和情緒是沒問題的。」

醍醐灌頂一樣,我了解到歷史事件本來就不能不涉及情緒,因為推進時已滲雜很多人性、道德判斷。警察理應是正義一方,卻會打死未判刑、被拘留的示威者,所以大家會判斷警察不對,而事實上他們後來也受到法律制裁;吳荻舟先生理應是支持「反英抗暴」的,危急關頭他做了一個有人性、符合道德的判斷:擋下七百打大鐮刀(即八千四百把)和一批廣州海運局的護航槍支,不讓事態變得更血腥暴力。甚至參與其中的人經年反省也會作判斷、定論:《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就六七暴動公開道歉、學友社主席梁慕嫻在鏡頭前的鞠躬和懺悔。

《消失的檔案》裡其中一個受訪者,六七暴動時他是培僑中學的學生黃耀堃教授,他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在紀錄片裡有一段說話我印象很深刻,大意如下:批判思考好重要。馬力到後期也親自對我說:「六七暴動是不對的」,但他還是要跟左派的主旋律去說話,蓋過自己的道德判斷,不可悲嗎?

面對現在教育倡議的那種凡事都要「中立」避免下判斷的考試訓練和氛圍,下一代與生俱來能夠以人性、道德作出判斷的本能恐被磨走。當檔案消失、社會對此事的記憶逐漸消亡,就搬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事實」,說「反英抗暴」帶來很多貢獻,港英政府在六七後推行的九年免費教育、勞工政策、房屋政策等利民政策,都是左派的「犧牲」而換來的「汗馬功勞」;更無恥是美化當年惡行、頒/受大紫荊勳章、面無愧色地繼續當「社會賢達」,同時又雙重標準把香港的示威醜化成暴亂。所以,批判思考真的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良知-不能把非說成是、惡說成美。

最後,再一次感謝導演羅恩惠花四年千錘百煉打造了這塊經得起批判歷練、真實無偽、刻滿事實、有人性、有溫度的「鐵板」。希望這段歷史不會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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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User:D.I. Hammonds https://flic.kr/p/psStoU

日本所關心的香港議題-香港學童自殺/Mayi

繼上一次介紹過TBS的新聞節目《報道特集》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特輯、NHK《ドキュメント72時間》介紹重慶大廈,剛剛5月23日晚上十點至十點五十分,BS 1 NHK的《国際報道2017》其中有一個小專題探討香港學童自殺急增的問題。

香港自身看學童自殺問題,多數歸因於香港教育制度出問題(甚至教育局局長本身都已經係一個大問題),學校之間競爭轉嫁到學生身上。學生除了需要應付年復年增加的功課、操練,還有「為了提高競爭力」而參加的各式各樣課外活動,完全沒有私人時間/空間放鬆。感受不到家庭的愛、政治環境令社會氣氛更為黯淡、看不見畢業後的前路等。

NHK沒有直接歸納出一個原因,可是由其剪裁大概可知編採者的取態。首先交代香港大學由回歸前沒有很多大陸學生,發展到回歸二十年後約10%都是來自大陸的精英學生。而這些來自大陸的精英學生多能到較高薪金的企業就職。香港人的應對如此競爭的方法,就是把孩子訓練成精英,將來在社會競爭中生存。記者到屋邨普通住戶經營的「功課班/補習社?」,其中一個孩子說:「每日三個半小時,每星期六次。」然後記者專注跟蹤其中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孩。

小女孩放學後先有三個半小時的補習,晚上八點前回家吃飯,吃飯之後要練琴、溫習功課,根本沒有私人時間,連玩耍、看電視的機會都沒有。記者訪問其父母,他們說大陸來的知識分子都很厲害、很有知識,各行各業都難不到他們,所以更加要培養小孩子學術和課外活動,讓她更有競爭力,將來能選擇理想工作。然後過幕出現一句「逃げ場のない圧力」(約略中譯:無處可逃的壓力)

鏡頭一轉,就到兆基創意書院,那裡的學生以學生自殺作主題製作了一個話劇,話劇裡當然透露很多學生的壓力和心聲。最後就是一個觀眾(應該是媽媽),她眼泛淚光的說,自己或許無意識地給予孩子太多壓力,會反省是不是逼得太緊。然後小專輯這裡就完了。

NHK的女主播後來補充,這齣以學生自殺為主題的話劇得很多人關注,觀眾滿座;另外香港防止自殺的NGO會聆聽學生意見,然後向政府提交意見。這些都是比較「建前」的收尾,可是大家能讀到編採者的真心真意嗎?我相信上面都指向得十分清楚。

兒子的家人和兒子一起手看,他向小學三年級的兒子說:「你看,香港小學三年級有這麼多功課……」日本也有學童自殺,可是自殺原因多是被欺凌,而不是功課壓力、成績不好。在日本就算成績不標青,也可到短大或專門學校進修,甚至再傳統一點拜師學藝,成為一個最基本能糊口、在日本生活的「職人」。

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到以下連結:http://www6.nhk.or.jp/kokusaihoudou/bs22/lounge/index.html?i=170523 觀看。短短五分多鐘,值得了解日本人是怎樣理解香港學童自殺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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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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